附录：历史上真正的东北军
因与杨虎城的西北军一同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的东北军，本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。其前身为奉系大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奉军。1928年底张学良举行东北易帜之后，编为东北边防军，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，拥有兵力约三十至四十万。其统帅张学良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司令长官，又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。
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，蒋介石命令“不抵抗”、“力避冲突”，张学良则幻想“依靠中央”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军入侵问题。东北军拱手让出富饶东三省，忍痛退入山海关内，在历史上写下耻辱的一页。目睹家乡庐墓横遭践踏，父母姐妹惨受凌辱，广大将士义愤填膺，纷纷要求“打回老家去！”“收复失地！”一些未入关的爱国官兵自动奋起抵抗，著名的江桥抗战、双城阻击战、哈尔滨保卫战等，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，并推动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迅速崛起。流亡入关的东北各界名流和爱国人士奔走呼吁，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，大力开展支援义勇军工作。1933年初形势急转直下，日军长驱直入，山海关失守，热河及察哈尔守军溃败。3月，在全国人民愤怒谴责声中，蒋介石将失地罪责完全转嫁于张学良，逼张引咎辞职，下野出国。东北军按照张学良临行嘱托，集结在华北一带，筹谋还乡大计。
次年1月张学良返国，3月就任鄂豫皖“剿总”副司令，部分东北军南下“剿共”。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。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“剿总”，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，调东北军入陕甘。东北军此时兵力十六万左右，五分之四被驱入陕甘参加“剿共”。经过劳山、榆林桥、直罗镇三次战役，两个多月损失近三个师。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，反而削减番号，减发军饷。严酷的现实迫使张学良和将士们深思。官兵厌倦内战，要求停止内战、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；张学良也感到再继续下去将使全军覆灭，永无回乡之望，开始探求新出路。12月，张学良赴南京开会，秘密转上海会见杜重远、李杜等爱国人士。杜李二人直率地向张学良进言：停止内战，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是东北军最好的出路。后来，又辗转介绍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。
与此同时，1935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，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。根据东北军的情况，中共中央把对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。1936年1月25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彭德怀等联名发出《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》。4月9日，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会谈。东北军确立联共抗日方向，为在西北地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。6月，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，书记周恩来，委员有叶剑英等人。20日，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《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》，指出“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”。陕甘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此方针指导下，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。
延安会谈后，张学良全力以赴进行抗日准备，不仅与红军停战，还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（驻防陕甘）友好相处。6月，张学良命人创办《西京民报》，向官兵和民众宣传抗日。同月15日，张杨联合在王曲镇开办“长安军官训练团”，向中高级军官灌输抗日思想。22日，张在该团发表题为《中国出路唯有抗日》的讲话，指出“抗日是东北军最大使命”，以“把全（民）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”为己任，号召全军将士“宁肯斗争致死，决不束手待毙！”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与信心，对全军提高思想、统一认识起了很大作用。9月初，为向部队补充新鲜血液，张学良接受共产党建议，从平津等地招收了三百多名进步青年和学生（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），开办学兵队。同月，东北军内秘密建立以张学良为领袖的抗日核心组织——抗日同志会。在此期间，张学良还陆续派代表分赴晋、绥、冀、两广、新疆等地，联络各地方实力派，酝酿联合抗日；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劝谏，要求他改变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国策。
东北军入陕甘后，许多共产党员秘密进入该军，为帮助其走上抗日战线做了巨大努力。1936年6月末，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，东北军内的地下党员成立了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。此后地下党在东北军的工作更加活跃，无论总部、各部队、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，以及报社、通讯大队等，都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，团结教育广大官兵。8月30日至10月初，朱理治、叶剑英相继至西安，与张学良磋商东北军、十七路军与红军三方联合抗日大计，进一步加强推动东北军抗日工作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，东北军内和西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互相配合，不断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，《西京民报》、《东望》和《西北文化日报》等进步报刊成了抗日的喉舌，“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”、“东北民众救亡会”等救国团体纷纷成立，并联合举行了“九一八”五周年纪念会、追悼鲁迅和援绥抗日募捐等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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